再加上光头政府为了维持军费开支以及东部、中部富庶之地沦陷，边境口岸的海关关税丧失，财政入不敷出，只好增发货币，法币也就是从今年开始呈螺旋式飞速通胀。
苏乾继续往下看，原来早在今年二月川省士绅代表严昌龄、李伯申、邵从恩等19人，就曾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。
“仅田赋一项，一年三征九成，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；而各县随粮附加，比较正供，有多至300%，乃至500%者。”
苏乾感叹一番不亲自来到这又怎能知道光头政府的腐败无能，苏乾现在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，仅凭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不活这么多人的，希望他留在延安的那两本书能够加快一统全国的速度。
苏乾喝了一口茶后继续往下看，接下来的文章说随着华夏大片区域沦陷，商业资本犹如潮水一般涌向后方。
文章作者估计这些游资活动于大后方各主要城市如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贵阳、西安等地，数量达数十亿法币，而川省几乎占据了游资的八成。
抗战时期，法币币值下跌速度很快，游资便在战时采取囤积居奇的方式，使资本转化为实物，借物价上涨而增值、牟利。
而粮食作为重要的民生物资，很快就被游资盯上，大量米的仓飞出现在金融期货市场里面，游资凭借操控金融市场，导致米价飞涨，再加上旱情四川甚至发生暴力抢米事件。
苏乾继续往下翻，这份报纸还刊登了延安方面发出的《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》，里面详细讲述了大资本家操纵粮食血淋淋的事实，以及政府的不做为。
原来川省重要粮食市场食米的平均价格，从1939年每市担计为9.11元以及涨到1940年则为43.48元，远超出正常涨幅。
成都更是粮价飞速上涨，1940年3月现米涨至每市担53元余，仓飞每担涨至57元，期盘涨至59元。3月14日，现米甚至涨到了每市担70元。
要知道，1940年的法币还没开始大规模通胀贬值，一百元法币甚至能买一头小牛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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