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，大唐的国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高的高度，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。
最关键的是，在任何朝代，凡是养强兵，必定要有巨大的财政开支，大唐疆域广阔，四夷咸服，那是需要在边疆地区驻扎大量优质的兵力才能实现的。
据悉，眼下的大唐的正规军有六十五万，其中位于剑南、河西、陇右、安西、北庭、朔方、河东、范阳、平卢九边之地就有五十万！
如此一来，广袤的内地实际上只有十五万！
而对付突厥、契丹（奚）、渤海的河东、范阳、平卢加起来就有接近二十万！
这也是历史上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，并频繁往来于长安-范阳两地，洞悉了内地的虚实后敢于造反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再者，东突厥灭亡后，大量漠北、漠南的突厥人、奚人、契丹人、高句丽人迁到河东、河北平卢三地，安禄山所辖的三镇兵员极其优秀，战力非常强悍，幸亏战力同样强悍的朔方还在大唐手里，若是连朔方也失去了，大唐必定灭亡！
头重脚轻，这就是大唐眼下一个极大的漏洞。
其二，那就是到了天宝年间，府兵制彻底崩坏了，一来随着大唐疆域的扩展，内地的府兵往来边镇驻守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成本越来越高，府兵早已经不堪重负，纷纷破产，地方豪强百年趁机兼并土地。
二来，李隆基、李林甫基于边镇能快速反应边事的考虑，以及从内地调发薪饷、粮草、衣甲武器耗费巨大的现实，又让节度使兼管当地财政，让各镇自行筹措这些钱财物资，实际上造成了藩镇割据的雏形。
当然了，在李隆基在位的时候，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加上他与李林甫一致认为胡人没有根基，与当世世家豪强没有勾连，掌控起来也方便一些。
于是，以前的府兵虽然要自筹物资武器，不过却不用纳税，终究记得皇帝的恩德，但眼下一切都是节度使发的，在他们心中，估计节度使的恩德还更重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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