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保证这个环节不会被钻空子，《关市律》还规定：但凡不属于‘偶然***’，即类似‘农民去市集将母鸡下的蛋卖出’这种意外状况，其他所有交易的过程，都必须在市吏的监督下进行。
而刘揭派内史衙役前往东市征税的理论依据，便出于此——从行政规划来讲，长安东西二市，均属于内史管理。
恰逢粮商集体补缴所欠商税的‘高峰期’，负责征收商税的东市市吏人手不足，作为直属上司的内史派出人手，辅佐市吏征收商税，合情合理。
但即便如此，刘揭依旧无法解释一个现象。
“便是催缴粮商所欠之商税，内史何以取之于购粮百姓民？”
径直道破刘揭话语中的漏洞，刘弘愤恨的目光顿时带上了一丝危险：“莫非内史与关中粮饷有旧，遂网开一面，转由欺压朕之子民邪？”
这才是刘弘如此震怒，如此不顾天子体面，不惜破坏自己长久营造出来的‘温和仁善’的形象，于朝会之上大发雷霆的缘由——凭什么欺压百姓！
商税，确实是汉律明文规定，现在的刘弘根本无从插手；即便是想要对其作出改动，也需要精心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，拿出可以摆上台面的理论依据，并交由朝堂反复商议，才能正式对这条律令做出改动。
甚至于，如果刘弘不想在制定这条律令的萧何脸上扇巴掌的话，就不能直接改动汉律，而是另起一份副署性质的‘诏令’，作为补充条款：在某某某某状况下，可以不遵守这则条律。
汉律之所以被称为‘律’，正是因为其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性，以及不可动摇性；只有发生如历史上‘吕氏之乱’，导致吕后被打上‘全错’的政治标签时，才可以借由否定吕后这个人，从而废黜由吕后增设的《金布律》。
所以，刘揭给出的解释，刘弘完全能够接受——且先不论刘揭的真实意图如何，起码这份解释，是能在法律意义上站住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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